欧美经济危局的救主：凯恩斯还是马克思【1】

时间:2009-01-07 01:31:00 | 作者:胡显达 | 来源:胡显达

目前，资本主义经过20多年的自由放任又再次掉进了全球性经济萧条的泥潭之中。退隐一久的凯恩斯理论又重出江湖，而意欲再次充当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凯恩斯的理论还能再把资本主义带出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的泥潭吗？如若不能，其因又是什么？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的分析又能给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昵？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奥巴马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思考。

　　

一、全球性经济萧条与凯恩斯的回归

　　

2008 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头。在这一年里，油价的飙升、通胀的肆虐才刚刚把亚太、欧美这几个大的经济体折腾得上气不接下气，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就又突如其来的发作起来。在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怀疑、悲观、恐慌的情绪，犹如一个个幽灵而弥散在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之中。而格林斯潘在金融上的自由放任，则更是把资本主义再次拖向了全球性经济萧条这种总体性危机的边缘之上。现在，金融的恐慌、信心的缺失、投资的疑虑连同欧美负债消费的锐减，已经伤害到了实体经济层面，整个世界经济也越来越多地陷入到了这种需求萎缩、衰退加剧的穷途末路之上。

作为1929～1933年那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拯救者，凯恩斯的理论也再次因为新自由主义调控市场的失灵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就像新自由主义20年前在撒切尔、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革命中所受到的待遇那样。在美国，布什政府出台了一个近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企图通过政府干预、财政援助和国有化的办法恢复市场上残存下来的那点信心。在欧洲，欧盟委员会则斥资2000亿欧元刺激经济，旨在通过它的计划劝说自己的“成员国应考虑扩大公共支出，以及减税、降息等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新华社布鲁塞尔　11月26日　电）从欧美已经出台的这些救市计划上看，它们的应对办法大多都来自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虽然这里面也不乏减税、降息这些现代货币学派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欧美的资本主义对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采取更猛烈的干预和管制。应对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似乎又让凯恩斯的理论和干预经济的工具找到了自己的用场。　　

　　

然而，凯恩斯的理论也并不是什么万能的救世主。他的理论通过罗斯福的“新政”实验，虽也获得了不少世界性的赞誉和影响。但当年的美国能够走出1929年的那种大萧条危局，绝不是凯恩斯理论的一己之功，而实则还有某种意想不到的机缘和推手。据凤凰媒体历史专题——“1929年经济危机的遗产”披露，“从 1933年开始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真正的救星还是二战，战时的军需充分吸收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

　　

现在的欧美世界之所以又想起了凯恩斯，只是因为它们的目前困境与其1929年的那种大萧条经历有着某种惊人的近似而已。依靠凯恩斯理论的指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近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而如今又仿佛碰到了从前的老问题，重新尝试一下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拯救目前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就自然成为了欧美资本主义的首选之策。

　　

二、凯恩斯的理论勃兴及其历史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的理论的确都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走出萧条危局提供了一整套干预自由市场的政策措施。其理论的历史性作用不仅在于从根本上抛弃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前提——“真实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而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种水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8页）而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同上第23页）凯恩斯基于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确切观察，从事实层面上论证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不能把自己救出经济大萧条的苦海。他在《通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告诉大洋彼岸的罗斯福，要摆脱危机就只能求助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了。这样，通过罗斯福的新政实验，凯恩斯的理论也就历史性地在欧美的资本主义世界开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纪元，从而把资本主义从岌岌可危的崩溃末路上拯救出来。

　　

作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凯恩斯的理论也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直接导源于对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大胆否定和深刻批判。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再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我们可以从理论层面上看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逐渐演进的历史轨迹。
　　

凯恩斯在自己理论的早期版本——《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通过否定古典经济学派所依存的三个理论假定，而为自己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立论的基础。他说：“经典学派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同上第7页）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凯恩斯发现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推演，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都会自动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而使之达到新的均衡。然而，这种理论推演出来的结果却始终没能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而出来。这一观察结果促成了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产生了极大的怀疑。20年代的失业和那种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均衡，使他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并非能够完全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不足以带来整个经济的复兴。既然如此，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和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而刺激和启动一系列的投资和消费，就自然成为了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中苦苦挣扎的资本主义赖以救命的一根稻草了。

在与货币主义的论战中，凯恩斯的早期理论极为倾向于政府的支出和扩张的财政，而对减税、降息这些货币主义之类的政策措施，则统统把其打入市场干预的冷宫。胡佛总统在1929年无声无息的减税降息，让凯恩斯看到了货币主义的一套做法已再也玩不转了，该是通过自己的积极财政而干预经济的时候了。在人们对自己充满期待之际，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果敢地抛弃以往的自由放任传统，而坚决通过扩张的财政和公共工程支出的增加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在凯恩斯通过扩张的财政而开列出来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不仅有飞机场、铁路公路以及社会公用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而且也还有给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的直接贷款等，就像现在欧美的救市计划所做出的那样。

　　

更甚者，为了在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中挤兑货币主义的做法，凯恩斯竟然在没有任何经验与事实的支持下，而在自己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论证任何方面的国家开支，甚至是非生产性的开支，都能够引起经济的上升。比如他就这样写道：“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都可以增加财富。……假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选择适宜深度将此旧瓶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之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大许多。”（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109～110页）凯恩斯的这一论证，为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的滥用找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据此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年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汉逊就曾断言，“用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的政府开支应当无限制地扩大，……以便达到充分就业。”（【苏】阿·艾捷里南特《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的环保协议于财政理论》第239页）据说，西方经济学界的克拉克、哈罗德、萨缪尔森等人也都支持这个观点。在这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的支持和主导下，扩张的财政和政府的支出逐渐被滥用起来。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终于把资本主义经济带进了凯恩斯的信奉者们自己也无法破解的“滞胀”危机之中。
　　

三、资本主义因经济的自由放任再陷萧条危局
　　

在凯恩斯的理论深陷在自己制造的“滞胀”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的时候，以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在被其长期压抑而沉寂之后终于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而对其发起了致命的反击，并通过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府，而重新执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调控的主导权。在向自由放任传统的回归中，扩张的财政被请下了神坛，沉寂一久的减税降息、放松管制流行在欧美资本主义对凯恩斯革命的再次“革命”中。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与苏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的冷战中，因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后来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西方的和平演变论者更是把这种欧美世界复兴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当作普世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来颂扬，并积极向那些经济转轨中社会主义国家或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兜售自己开列的发展经验和改革方案。

　　
然而，向这种自由放任的回归和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兼收并蓄，也并没能把资本主义带入一种消灭了商业周期而再无危机的黄金发展轨道。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和改革方案在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泰国等拉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一再挫败，已经证实了这种新自由主义并非什么普适的和万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尚未伤及到实体经济层面的时候，在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大论战中竟然还有不少人沉迷于对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顶礼膜拜中，是一种理论上的无知还是想暗中呼应西方的和平演变呢！而如今，全球性的经济萧条这场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大危机，来得的确正是时候。它不仅在中国打了那些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顶礼膜拜者的一记耳光，更重要的是它将把更多的国人从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和模仿中唤醒过来，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现在，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又把资本主义拖到了一个自我毁灭的十字路口。面对铁的事实和这种全球金融经济危局，在美联储一贯坚持自由放任的格林斯潘终于承认了 “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然而他在美联储监管上的固执和失误，却也葬送了新自由主义的美好前程，而又把自己的老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和干预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政策工具推到了欧美政府经济管理的前台，用以拯救自己的市场。

　　

四、凯恩斯的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
　　

在凯恩斯的理论再一次地风靡于欧美世界而欲成为其救世主的时候，倒不如冷静下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研究视角，认真想一想凯恩斯的理论还能不能再次把资本主义从这次岌岌可危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作出这样的沉思和反省，很可能找到一些基于凯恩斯理论的阶级局限而无法找到的破解这场危机的线索。时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又再一次受到民众和学界的关注，其个中原因就可能在于此吧。
　

可以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凯恩斯的理论和工具在驾驭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上，尽管很能干，很管用。但它的作用最多只能是缓解缓解自由市场经济的阵痛和震荡，而决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那个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反复发作的根源——一味追逐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资本本性及其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础。因为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想从根本上取消和摧毁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他只是想从暴戾和桀骜不驯的资本主义中把自由拯救出来，让自由市场机制尽快发挥效用，而不像胡佛总统那样坚守古典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教条——一味信奉个人责任、小政府、守夜人、不干预自由市场等理念，一切都交给市场供求力量自我恢复，而慢慢坐等自由市场机制发挥效用，以实现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无为而治.”

　　

不错，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也确有一个自发均衡的内在倾向，但这种倾向在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贪婪追逐和对等量资本收获等量利润的本能要求中，却总是在这种繁荣——衰退——萧条的剧烈震荡和反复轮回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利润率的升降固然是拉动这种自由市场自发均衡的内驱力，然而，资本的技术禀赋和垄断组织的人为阻碍却也让这种市场的自发均衡倾向一次又一次的夭折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中。

　　

1929 年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总是期待这种自由市场力量的自我修复和自发均衡，却不知道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已极大的破坏了这种市场力量自我调节、自发均衡所赖以发生作用的条件和根基——即市场的完全竞争和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自由灵活的流向另一个生产部门。
　　

五、危机的根源：恩格斯的认识与消除的办法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许永远搞不明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何要主张消灭商品生产，而实行依据社会消费需要调节生产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理论对话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从劳动的二重性上看实际上就直接导源于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经常分离和间歇性的尖锐冲突。亚当·斯密所设定的那个自利性的经济人固然也有使自己的私人劳动趋向于社会需要的内在倾向，但由于不对称的市场信息和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这两种劳动的经常分离与冲突的间歇性发作就成了一种常态，而两者的自发均衡反倒成了它们的波动所赖以环绕的一个中心之点，就像马克思《资本论》范式中的价值成为其市场价格波动的一个中心之点那样。既然如此，消灭商品生产就自然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改造资本主义，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环节。这样改造后的一个他者就应该是依据社会消费需要调节生产的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样也就克服掉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矛盾，从而使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在计划的统筹安排与调节下保持经常性的一致。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当然也不愿意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模式推演下去。因为那将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无情否定和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虽说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消费，但调节这种生产的却是资本的增殖需要。这种生产的调节者钻进了钱眼里，对生产的调节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全然不顾社会大众的生计和温饱。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润，道德与人性沦丧的资本家有时竟宁愿忍受需求的萎缩与生产的停滞，也不降价让利，重新分配财富，以让更多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最基本的满足。比如在1929年的大萧条年代，美国的农场主宁愿把自己的小麦、牛奶、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白白的抛进大海，也不愿降价销售而把其提供给那些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饥寒交迫者。一边是可怜的资本家哭诉着自己的产品因需求的锐减而卖不出去，一边又是那些因没钱购买日常消费必需品的饥寒交迫者。这种生产繁荣与需求萧条，资本富裕与劳动贫穷的并存和伴生，最终都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无可逃脱的陷进了这种繁荣——衰退——萧条反复轮回的泥潭中。正是这种资本与生俱来的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使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这种繁荣与萧条、富裕与贫穷相生相伴的二律相悖现象。

　　

而要驯服这种暴戾贪婪的资本主义，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过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论，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计划里，取代这种私有制的将是一种社会占有制。这种社会占有制将能够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和每一次商业循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浪费和破坏，而让社会生产合乎人的目的和生活需要。恩格斯对此写道：“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了顶点。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9——280页）在这种社会生产的组织里，它的调节者不再是资本自利性的贪婪增殖，而实则是全社会和每一成员的生活消费需要。
　　

六、资本主义的历史宿命与危机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分析

然而，资本主义终究不会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改造方案的。它们宁愿在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中忍受着经济衰退与萧条反复发作的阵痛，也不肯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而成为自己的他者——“社会主义.”。

即使资本主义不肯自我革自己的“命”，资本主义也终究逃脱不了向自己的他者——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宿命。因为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里潜藏着某种自我毁灭的 “基因”。这种基因就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榨取而导致的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国家调节的方式让财富在全社会更公平地分配起来，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因为自己的本性使然却无法克服这种财富与贫困两极积累的历史宿命。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写道：“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值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值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
　　
对于资本积累的这个本性，一些资产阶级的智者们也曾用极为不同的方式表达过，马克思也曾专门引述他们的研究成果佐证自己的观点 ——“资本的积累与增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工人阶级贫困或饥饿的永久化。”比如，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斯特，就把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他论证道：“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同上第709页）在奥斯特之后大约过了10年，另一个资产阶级的智者唐森更是十分露骨地论证贫困是资本与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同上第709页）从这些资产阶级智者们的自我供述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是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资本主义解决这种资本家的富裕与工人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的相对缩小、生产的相对过剩与工人阶级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相生相伴的矛盾现象昵！

　　

在凯恩斯指责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时，他的认识远远不如马克思的深刻。因为他不知道造成这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不是别的，而正是资本的增值本性使然，即只有使工人阶级的贫困或饥饿永久化，才能有效维持资本的剥削和增值。
　　

七、危机的古典解释与恩格斯的批判

凯恩斯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古典经济学派的解释模式——社会消费水平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其实就是社会消费水平低的另外一种羞羞答答的说法而已。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这种解释模式，受到了恩格斯的深刻批判。恩格斯说道：“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但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了危机的地步。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2页）由此看来，凯恩斯的一揽子社会需求刺激计划之所以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带出这种繁荣——衰退——萧条周期性更替轮回的苦海，其因就发端于这种资本的积累和剥削对工人阶级贫困和饥饿永久化的依存上。　

八、资本主义的驯服：凯恩斯与他的先驱者亚当·斯密

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与延续，也需要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否则，日趋尖锐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就可能把它无情的摧毁掉。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运动，让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理性，而且也更把自己的暴戾性和阴暗面毫无遮掩的暴露出来。它的残暴和野蛮把社会上的更多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列宁领导的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让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清醒了不少。它们开始思考如何驯服这种暴戾的资本主义，凯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较冷静的清醒者，但不是这种思考的先驱。它的先驱者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虽在倡导经济的自由放任和发挥市场那只“看不见之手”的作用，但他对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也还保留着自己的独特疑虑。他不仅认识到了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善”——即解放被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长期压抑之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同时也认识到了它的“恶 ”。亚当·斯密在自己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谈到了一些如何驯服这种资本主义暴戾性的问题，只是没能引起后人的同等关注而已。

　　

西方的经济学界都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放任思想当做自己经济理论的不二信条了，但对这种自由放任不加节制的负面影响和道德沦丧的驯服，却没能进行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思考。从凯恩斯与古典经济理论的决裂中，虽然很难看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对他影响的身影和线索，但凯恩斯却是在1929年大萧条中积极思考资本主义驯服问题的第一人。资本主义经过凯恩斯的改造，从自己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死劫难中逃离出来。但他的这种改造却止步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他保留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只是想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驯服一下自由放任的市场。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与恩格斯的设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对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恶魔”，恩格斯的解决方案是消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商品生产的消除，让那种“按照全社会和每一成员的需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自觉的组织”取代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风凰资讯历史专题《1929年经济危机的遗产》　2008年12月15日　）他只是想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恢复市场机制的效用和劳工的充分就业，以防止更多的人滑到生存线的下面，而成为资本主义的“革命者”。凯恩斯从更多失业工人的街头抗议中认识到，如果政府仍旧秉持“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而继续不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由其制造出来的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必将把资本主义拖向某种自我毁灭的穷途末路。须知引发农民起义和工人罢工的诱因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这种贫困的积累和生存的危机。如果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把更多的社会大众都拖向了无法生存下去的窘迫境地，又怎能阻止其不爆发摧毁资本主义的革命激情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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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经济危局的救主：凯恩斯还是马克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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