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济危局的救主：凯恩斯还是马克思【2】

时间:2009-01-07 01:33:00 | 作者:胡显达 | 来源:胡显达

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也才热切地主张国家要积极地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决不能坐视资本主义葬送在这种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尖锐冲突之中。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和担忧，罗斯福的“新政”不仅“急剧扩大了联邦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还建立了社会安全、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福利措施，并重新分配了财富。”（凤凰资讯《1929年经济危机的遗产》）这样，通过这些福利措施把更多的人从生存线下面的苦海里拯救了出来。这不仅极大地缓和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而且也让资本主义走出了自己制造的大萧条危局这场足以毁灭自己的生死劫难。

　　

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之所以没有敲响，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最先爆发于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的工人阶级之所以丧失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志，这实则就是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的新政所造的孽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觉悟的唤醒，也就这样被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的福利措施给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假如没有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的新政去拯救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预言也许早就灵验起来了。

　　

九、不能指望凯恩斯的理论破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矛盾怪圈　
　

但不管怎么说，凯恩斯的理论也还是不能把资本主义从这种繁荣——衰退——萧条日趋加剧的商业循环中彻底地拯救出来的，它只能减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阵痛和震荡，而有效阻止财富与贫困的两极积累和日趋尖锐的社会冲突毁灭掉资本主义本身。他的理论既然保留了自由市场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占有方式，并允许资本继续按照自己一味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调节资源的各种用途和社会的生产消费，，那么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永远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一再论证过的那种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怪圈。即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间歇期可能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大大延长起来，但它总是不可逃避自己反复发作的运命。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下也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反复发作的运命呢？其因就在于它那个被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所异化了的生产目的。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不过是一个丧失人性，只知追逐利润或榨取剩余价值的怪物而已。它使生产只听命于自己的增殖需要，而根本不管劳工阶层的就业和存活。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就证实了这一点。在罗斯福新政之前，人性和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宁可把因为过剩而卖不出去的小麦、牛奶、面包、猪肉白白地抛进大海，也不肯通过低价销售的方式救济一下那些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而饥寒交迫的劳工阶层。乃至罗斯福在1937年还在说：“三分之一的国民长年衣不蔽体、居无所安、营养不良。一句话，饥寒交迫已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日常现象。”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又是路有冻死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没有人性。

　　

既然凯恩斯的理论不想从根本上颠覆和取代这种自由市场机制，而只是想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反周期的逆向调节恢复它的效用。因而，就不能再指望这次凯恩斯的回归能够把资本主义从目前这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中一劳永逸地拯救出来。

　　

凯恩斯理论的回归固然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的阵痛，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繁荣，资本主义又可能重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危机的老路，从而再次催生放松管制、消减政府支出等自由放任政策的勃兴。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可能陷入这种时而以国家干预为主，时而又以自由放任为主的矛盾怪圈。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仅在社会基本形态的历史演进中找到了自己的例证，而且也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更替轮回中找到了自己的证据。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消长沉浮中，古典经济理论的失灵导致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勃兴；滞胀危机的产生则导致了凯恩斯理论的退隐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复兴。而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又再次否定了格林斯潘的自由放任，而把凯恩斯的理论请了回来，用以指导欧美资本主义的救市计划。然而，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何变化，它都救不了在这种总体性危机中越陷越深的自己。

　　

十、危机的破解：马克思的计划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作为一个充满睿智的批判者，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能为解决这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提供许多宝贵的线索。在欧美资本主义陷入这种全球性经济萧条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走俏欧洲，这决非偶然。资本主义肯定不会全盘接受马克思的改造计划。如若那样，就无异于要求资本主义自己革自己的命。但这决不妨碍资本主义的驯服者从马克思那里吸取自己需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改造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比如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等措施，就可能被资本主义的自救计划所吸收和采纳。据欧美的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计划里就包括着不少银行、大工业国有化的举措。有人因此而放言奥巴马的救市计划暗藏着某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似乎要打开欧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闸门。

　　

不管奥巴马的心里有没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打算，但从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求破解这场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萧条危局的办法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上可以看出，真正能够把资本主义带出目前这种困境的不可能再是凯恩斯，而极可能是马克思。

　　

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从凯恩所的国家干预再到奥巴马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仿佛可让人们看到一条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糊图景来。

　　

出于资本的本能反抗，即使一时还不能指望其急切地过渡到公有制或社会占有制这一新的基础上，但只要一直沿着马克思所设定的这一改造线索走下去，这对于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独撑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危局的中国而言都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这样的过渡至少从历史的角度证实了我们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无比正确的。同时，这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者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因为资本主义历经磨难终于又投向了我们所极力推动的那种人类历史演进的方向。如若这样，资本主义的丧钟看来真的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中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这种大资本也被剥夺的影子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虽然这种剥夺不能像当年的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样疾速而利落，但即使是某种缓慢的剥夺，只要沿着这样的改造线索发展下去，它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总不会让人们再苦等太久。

　　

从上面的这些陈述和论证中可以看出，既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端于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财富、贫困的两极积累，那么，对资本主义的驯服和改造，就只能合乎规律地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法，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按照全社会和每一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自觉的组织。

　　

欧美的资本主义在目前即使还不能采用上述办法，而只能在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上兜圈子。离社会主义似乎很近，但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它只是在社会主义门外的一种徘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论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5页）在我们欢呼奥巴马的各种国有化举措的时候，务必要认清这种过渡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界限。

　　

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困扰，而在社会主义的门口徘徊之际，如果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能通过自己的跨越式的科学发展，而展示出自己独特的应对和化解这种危机的能力，这对吸引欧美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将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这种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出来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固然给中国经济也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同时也给中国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大业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往往就是如此。

　　

十一、危机的出路：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如果现在就让资本主义尝试马克思的改造计划，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恐怕这种历史变革的时机目前还难以成熟。因为体制的转轨与市场化的改革，虽然让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总量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就跃进到了世界的前列，但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在这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而继续保持住自己高速增长的势头，这尚需经过一段时日的观察和考验。

　　

另外，在所有制的结构上，中国尽管与欧美的资本主义也有着某种极为近似的构造，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但其中的组分和比重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中国的混合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这种社会生产的主要调节者；而欧美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私营经济，国家调节的经济成分固然很大，但支配它的依然是资本的增殖需要。在这两种基本制度文明的和平赛局中，究竟谁更能让社会大众过上殷实、富足、安逸、祥和的生活，至少现在还无法定论。

　　

正因为如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这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困扰下虽然被终结了，但这不意味着它们马上就会沿着马克思的改造计划，向社会主义疾速过渡而来。它们还要在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之中尝试着各种摆脱危机的办法。法国的总统萨科奇在轮值欧盟主席时，也曾放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这种论调，但在资本主义的驯服与改造中，他更青睐的却是凯恩斯，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在走俏骚动的欧洲。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计划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一生实际上要大致经历这样几个主要的阶段：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点，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梯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目前的发展状况上看，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点——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欧盟、七国集团、八国集团、欧美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协调组织的广泛设立，就是这种发展新阶段的充分证明。

　　

目前，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各种救市计划中，既有国家调节的成分，也有国际调节的成分，但总的说来，也还是以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为主。既有凯恩斯的扩张财政与扩大政府公共支出的办法，也有新自由主义的减税、降息等举措，体现着对凯恩斯与新古典学派政策主张的综合与兼收并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财政的扩张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以铁路公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拉动起来的投资消费需求肯定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早已给我们论证过了即使是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都可引起经济的活跃和上升。同时，政府的减税降息也因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对其投资的扩张和生产的供给产生极强烈的刺激。通过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调节，企业的投资和社会的消费信心可能得到部分的恢复。但消化这种生产上的过剩产品，却要假以相当长的一段时日。即使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公共支出，可以把一部分企业的过剩产品消化掉，但如果这种投资与消费的互动仅仅发生在政府与企业的层面上，那么，这样的国家调节终究还是难以把社会上的终端消费需求，也即一般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连锁式地拉动起来。比如，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如果在GDP的增长中，仅仅物化为钢筋、水泥、铁路、公路、高档的政府办公大楼、别墅洋房、体育场、飞机场、小汽车等一般居民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这样的投资和支出所物化出来的GDP因远离居民的日常消费，因而也就很难借助这种居民日常消费的推力，而产生凯恩斯所期盼的那种连锁性的乘数效应。

　　

不错，这样的政府投资和公共支出也确实可以增加一些人的就业和收入，但却很难把这种投资和支出所拉动起来的需求扩张传达到一般居民的日常消费层面。因为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固然可以把很多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搞出来，然而，如果没有一般居民生活必需品生产和可支配收入的同步增长，又怎能满足人类生理意义上的消费需求呢！

　　

在目前这种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中，生产的过剩、商品的滞销与需求的锐减，往往是与社会底层居民或劳工阶层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这种消费需求的被剥夺相伴相生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假若在寡头垄断对自由市场的价格操纵下，香蕉、苹果、牛肉等生活必需品在某一价位上可能因超出某些社会阶层的消费能力，而导致需求疲软、产品滞销。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劳工阶层没有对其产生生理意义上的消费需求，或者说这些人并不想吃这些东西。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滞销，仅仅是因为这些劳工阶层收入低、财富占有的少，而没钱对这些生活必需品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日常消费需求而已。

　　

凯恩斯把萧条或危机的形成归罪于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这样的解释就没能深入到这种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层面。社会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的定义也不过是某一价位下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位置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关键词是某一价位下需求的均衡。凯恩斯的国家调节只不过想通过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的增加填补这个供需缺口而已。

　　

如果一种消费品从某个较高的价位下滑到一个较低的价位，在人类固有的生理欲望驱动之下，就可能导致对这种产品消费需求的激增。只是垄断的寡头们在对高额利润的追逐中会很快通过市场上的供求力量和自己的价格操纵，再把这种已扩张起来的消费需求重新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位置。这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与整个劳工阶层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及其这种消费需求的被剥夺，其因不是别的，而实则就是这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扭曲和不公。

　　

假若能把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的富裕阶层转移一部分到很多消费需求都亟待满足的劳工阶层那里，某种产品原本疲软的需求就可能因为这些劳工阶层的进入而急剧扩大起来。举个例子来说吧，假若在美国的日用消费品市场，苹果在某个价位下的消费需求量为1000万吨，而它的生产供给量却达到1500万吨，有500万吨苹果卖不出去。由于人类生理上的原因，即使把苹果的售价再降一些，美国的社会富裕阶层也很难再对这种苹果的消费形成多少有效的需求了。而与之同时，美国社会的劳工阶层对这种苹果的消费需求和欲望，很可能就因为收入的偏低和财富的稀缺而被剥夺着。假若这时能把一部分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的富裕阶层通过政府再分配的方式转移到劳工阶层，那么整个社会对这种苹果的消费需求就可能因为这些劳工阶层的加入消费而激增起来。原本在某个价位上卖不出去的500万吨苹果就可能被这种激增起来的消费需求轻而易举地消化掉。这样，原本疲软的需求不仅能被激活，就连已衰退低迷的生产也可能在这种需求扩张的拉动下而走出自己的低谷。

　　

所以，危机的真正出路其实就依存在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上。财富和收入积累在资本的一极，它可能形成投资上的需求。但如果其投资生产的产品需求锐减起来，它的投资在没有其他更好赚钱赢利机会的情况下，就可能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领域，比如股市、债卷等资本市场。而如果财富和收入能更大份额地分配到劳工阶层这一极，那么就可能对各种生活必需品、旅游度假等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这种扩张起来的消费需求就可能通过各种中间环节而对投资品的生产消费产生连锁式的拉动效应。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投资与生活消费也都可能因这种财富和收入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而一下子激活起来。

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各种救市计划里，它们的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仅仅限于通过就业的扩大和政府的减税、银行的降息而展开。这种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也主要发生在政府与企业层面，而在资本与劳工的层面则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分配计划。这样的重新分配很难把社会各个环节的生产消费连锁式的拉动起来。

要想通过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而刺激社会各个环节的生产消费，就要尝试新的分配思路。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不仅要通过减税降息介入到政府与企业的层面，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二次分配介入到政府与居民的层面，而且也还要通过政府立法、行政执法与增强工会的集体谈判和议价力量，而介入到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工的初次分配层面。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不应再对生产的初次分配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了。仅仅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杠杆以确保整个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样的办法可以减缓一下贫富的两极分化趋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财富与贫困在资本与劳动两极积累的基本面。正因为如此，这才使资本主义一直都难以摆脱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相对缩小矛盾的困扰。一边是商品的生产过剩与市场滞销，另一边又是社会底层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及其这种生活消费需求的亟待满足。一边是富人嚷着有钱没处花，一边又是穷人哭着想消费却没有钱。一极的富裕与另一极的贫困相伴相生，这就是资本主义永远走不出的矛盾怪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呢？主要原因也还是这种市场的初次分配所作的孽。须知，在市场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是极为强势的一极，它掌控着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主导权。而劳工阶层则是处于弱势的一极，只能凄惨地在自己的产业后备军的残酷竞争下，接受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给的较小份额。在欧美的一些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的高管们，其年薪奖金竟然达到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天价，而基层劳工的薪酬却不过是仅仅只够糊口的几万美元而已。阶级和谐论者总在说资本与劳动在共同分享着企业的发展成果，如果就是这样分享的话，又还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昵！这种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巨大差距在中国的企业中也同样存在。企业主、高管层的自定薪酬在中国企业比比皆是。依靠这种企业主、高管层自定薪酬的潜规则，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较大份额经常性地都被这些企业的权势精英阶层所据为己有。前不久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些企业高管集体贪污鲸吞国有资产和企业盈利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由此看来，如果不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调节而介入到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层面，就无法从根本上逆转财富与贫困在资本与劳动这两极恶性积累的趋势。

　　
从目前的动向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调节尚未产生这种介入的打算，对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依然交给市场的供求力量自主解决。面对经济的萧条，需求的紧缩，企业主和大公司的通常做法就是裁减员工或降低员工薪酬，运用这种办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应对经济危局挑战。要知道，企业主和公司高管精英阶层的年薪和奖金往往构成企业运营成本的一个极大份额。消减企业运营成本，应对金融危机挑战，这些企业主和公司高管为什么不带头降薪？不错，在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逼迫下，欧美公司的一些企业高管们也自己主动地降起极少量的一点年薪，然而这不过是作点秀而已。这对改变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巨大差距，增强劳工阶层的消费对社会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因而，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必须从政府立法、行政执法层面积极介入这种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要保证劳工阶层在这种初次分配中占到一个较大的份额，要把企业高管阶层与劳工阶层的收入比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假若能通过这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方案，而把更多的财富和收入从资本、企业高管的一极转移到劳工阶层那里，又何愁全社会的投资消费需求不因这一阶层各种生活品消费的增加而连锁式地拉动起来。
　　

总之，通过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而让财富和收入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更公平的分配，这才是摆脱危机的真正出路所在。当然，在劳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增加的同时，也还必须伴有为其所消费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生产供给的同步增长。否则，就只能导致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飞涨，而使他们的财富和收入又通过通货膨胀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作用，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转移到资本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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