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抉择(2)

时间:2009-07-06 13:04:52 | 作者:陈子明 | 来源:The News Angle

在军事上说，美国并没有被越南打败，但是越战导致其盟国离心，国内分裂。从越南脱身后，反而促使美国重新振作起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继威尔逊主义（十四点计划）、罗斯福主义（四大自由）之后，美国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里根上台使美国恢复了信心，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个党魁在两年四个月中相继离世使苏联丧失了元气。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气可鼓不可泄”，是凸点上的稳定；一泄气就撑不住了，就会从凸点上滚下来，再也无法复原。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而是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里根革命——内源于主流现代化模式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打垮了深陷于“勃列日涅夫停滞”的苏联。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合军事力量（有的还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在拉美、中东、东欧频频出手，更凸现出“一超独霸”的世界新秩序。

美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具备了问鼎的实力，但是由于民主国家的内向性，多数国民不愿意负担国际责任；直到接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才扮演起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又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在没有面临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允许美国政府擅自动用核垄断（二战结束后头几年）和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二战中美国动用了一千多万军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仅动用了几十万军队），所以美国在全球冷战、局部热战中捉襟见肘，国家形象大打折扣；直到苏联阵营自我瓦解，美国才算是坐稳了世界盟主的宝座。但是到了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民众再次眼睛向内看，强烈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表现出战略退缩的态势；2008年又出现了罕见的金融危机，而且已经损害到美国和世界的实体经济。美国是不是正在步英国后尘，其世界霸权盛极而衰了？这与其说是一个疑问，不如说是许多中国人的企盼。

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

邓小平时代的拨乱反正，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而是全球性的潮流。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的霸权在英美之间转移，世界的道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学者指出，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一点儿不亚于世纪末。卡尔•波拉尼把1914年称作是“ 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当时也还没有出台许多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的政策，譬如说，“粤港自由往来”，是到1950年5月才终止的。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最近召开的“20国峰会”宣言则指出，在金融不稳定时期更应反对保护主义，反对为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壁垒，反对采取新的出口限制措施或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刺激出口措施；要加强国际合作，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支持市场竞争与创新，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当代政治家的心态不同于其祖父辈，但与曾祖父辈相差无几。

源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民主主义，源于欧陆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的时髦思想，一战后则成为压在库底的滞销货。在1930年代，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是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影响到中国，不要说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劢和张东荪抛弃了“代议制民主”，连胡适的朋友、留学英美的丁文江和蒋廷黻也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反倒是已被开除党籍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经过反思后，斩钉截铁地指出：“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当时不仅中共和托派听不进他的话，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文章发布。到了21世纪初，晚年陈独秀再次作为时代先知而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尊崇。

胡适所说的三条，一个世纪之后重新成为主流思潮，信奉黑格尔学说的福山甚至说出了“历史的终结”。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进步观，历史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沃尔夫冈•查普夫指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体制。一个世纪并没有白白过去，在竞争性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多了一个福利国家。这是德国俾斯麦的首创，由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发扬光大。苏联模式也有所贡献，但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大，苏联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其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即使里根的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全盘颠覆。从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要说欧美大洋洲，甚至不如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三、选择：超越“改革开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人感应”的观念。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再后来是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在天崩地裂中冉冉升起。三十二年后，又出现了汶川大地震，网络上、纸媒上随即出现“天谴”之说。这里对“天人感应”不与评说，只想指出，这种说法的流行本身已经表明了人心的浮动。现在人心思变的程度，即使还达不到1976年，至少不亚于林彪“折戟沉沙”的1971年。必须作出战略性的决断，才能重新凝聚共识，振奋人心。

“改革”，反改革，还是宪政

1980 年代那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相配套的改革，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就已经不复存在。朱学勤区分了“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场改革”，1992年以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了邓小平意图的“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结构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政府官员对此的“积极性是”“难以想象的”高涨，“千百万的民众”则“有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根据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不采取毛泽东那种反城市化和压抑民生的极端政策，“汉字文化圈”在城市化阶段均能获得快速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地方的政府是独立的、成熟的，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的社会阶级，也就是说具有“中性政府”的特质。连战和宋楚瑜来大陆访问时，都强调了蒋经国的“ 均富”政策在台湾的成效。然而，“市场列宁主义”或者“市场斯大林主义”像它的母体一样，具有冲破传统的蛮力，由于王山所说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或者康晓光所说的“精英联盟”的形成，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很快就超过了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区域内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翘楚。“改革”一旦成为权钱交易的盛宴，自然会被“千百万的民众”唾弃。这样的“改革”，不要说“帕累托改善”（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连“卡尔多改善”（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社会福利的总体增进大于损失因而足以并可能将收益补偿受损者）也做不到，完全是从权势集团的利益考量出发的巧取豪夺。

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继续鼓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变，纯属拾人牙慧，就像毛泽东当年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几百年。这是邓时代没有完全摆脱毛时代劣根性的一个证据。现在还有人这样做，第一，表现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恩荫观念；第二，表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懒汉思想。历史是有惯性的，只要城市化尚未完成，只要人口红利还没有吃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如果不改变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改革”路线，中国的贪官污吏就会肆意横行，两极分化就会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乃至革命情绪就会不断积蓄，政府就会永远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腐败的政治体制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假设毛泽东活到邓小平的岁数，或者华国锋和汪东兴没有“背叛”毛，而是按照毛的既定方针由“八人帮”（在毛的遗体前曾照过一张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联合执政，可能就不会有邓小平时代。但是这样一来，国人将承受更多的苦难，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就像今日的朝鲜。

在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除了御用的学者文人，民间已经没有“改革派”了，不是“反改革派”，就是“超越改革派”。

全盘否定邓小平时代、呼唤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思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露头，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其言说包括：奉中共九大路线为正宗，为江青、张春桥平反，重新把邓小平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头子”。其鼓吹者既有幡然悔悟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蛰伏多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有面临“毕业即失业”窘境的青年学子。由于他们扛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金字招牌，所以他们自恃具有批判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于体制内“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官员与他们在思想血脉上的亲缘关系，对于他们的网络言论、联名上书、结社行为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具有其他反对力量不可得的活动空间。

“ 超越改革派”也可以称为“宪政派”。他们是1980年代“改革派”、“民主派”、“自由派”的延伸和发展。宪政派并不反对经济改革。他们主张市场化要通过宪政途径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私有经济部门要接受舆论监督、行业自治组织监督和政府监管；公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利益不能落入少数人腰包，要真正实现“民有、民享”。宪政派主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有序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庙堂上邓氏“改革”的继承人，秉承了邓的“不争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屑一争，而是他们丧失了理论武器和思想后援，已经没有了“争论”的能力和勇气。与其说有“改革派”、“反改革派”、“超越改革派”三种态度，不如说只有“前进”和“倒退”两个方向。不进则退，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韬光养晦，揭竿而起，还是建仓增持

从盛唐的恢宏气度到明清的“片板不许入海”，“禁申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这是中国的悲剧。19世纪，道光、咸丰、慈禧在对外交往上反反复复，更是近代史上的悲剧。到了20世纪后半叶，“开放”竟然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创举”，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笑剧。

1950 年代的日本与阿根廷，1960和197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198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现在的韩国与朝鲜，上述的对比无一不说明开放的经济优于封闭的经济。所谓“对外开放”，仅以本国为着眼点，是一种“中国经营”之策，眼界仍然不够开阔。发达国家早就实施了“全球经营”方略，中东产油国和一些太平洋、印度洋岛国，考虑到资源枯竭和国土海侵的危险，也已经未雨绸缪，对全球经营及早部署。近年来，中国由于能源和矿藏的短缺，开始在经济上“走出去”，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之举，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战略筹谋。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对世界开放，而是如何让世界对中国扩大开放。但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在“入世”问题上的争论，随着中国参加WTO后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似乎已经平息；但是，在如何因应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争论再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表明中国还没有确立21世纪的国际战略。

遵循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仍然是官方的标准态度。中国领导人空手参加“20国峰会”，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既没有带来惊喜，也没有带来恐慌。说得好听点，这是后排议员的举止；说得难听点，这是局外人和看客的心态。美俄之争，美欧之争，美日之争，只要能够“坐山观虎斗”，就是最开心的事；一旦人家联起手来，自己反倒不知所措了。

1980 年代末，陈云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出挑战。邓小平后来反复讲“决不当头”，“夹起尾巴做人”，“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并非无的放矢。用何方的话说，这是“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陈云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拥护者仍然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眼里，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中美必有一战。因此他们要求告别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准备打仗的战略上来。

第三种态度是把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视为中国经济提升档次的机会，抄底买进，低位建仓，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制定规则权，相应地也承担起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责任。

上述三种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两种判断：从长期来说，对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是“看衰”还是“看好”。韬光养晦，作壁上观，是对长期走势还看不清楚时的彷徨徘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国人缺乏正确的全球观，或者跟错了人走错了路（“走俄国人的路”），或者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已经吃尽了苦头。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凡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革命者”，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先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才有可能以和平禅让的方式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

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有一个政治笑话：桥上的人问淌水的人，在河里摸什么东西，后者回答，在摸石头过河。国人不能继续干这样的蠢事了。在21世纪，中国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些“追赶现代化”的目标；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后，才能在“继续现代化”中发力抢跑，为解决人类的生态、世态、心态三大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当前，除了经济上的全球经营战略，我们还要确立三个目标：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在西方，由于人权和自治是基督教传统中所固有的理念和实践，因此，他们更强调民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当代中国，为了强调人权的优先性，强调私域与公域的划分，强调社团、社区和地方自治的作用，而不是片面地突出“多数决”，我们需要用“宪政民主”来取代“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由 “基本路线”保驾护航的“改革开放”，已经无法驶入全球经营的蓝水海洋。自由民主的水域拒绝“专政”毒素的污染。如果说“基本路线”曾经是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受干扰的铠甲，现在已成为束缚中国成长为经济巨人和政治领袖国家的紧身衣。王小东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永远会有离心倾向，海峡两岸的统一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世界领导者永远是海权强国。陆上霸主，依靠的是庞大的陆军，领土的扩张，中央的集权，户口的搜刮（人头税的来源）……。海洋强国，依靠的是机动的海军，海上通道的控制（制海权，现在则首先要有制空权），全球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的运用……。中国要从大陆型国家转化为海洋型国家，既要换脑袋，也要强筋骨。陆军要减肥，海空军要扩充。在国际裁军体制生效之前，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只有当中国具有了宪政民主国家的身份，发展与自己国力相适应的海上力量，才不会引起世界的恐慌和联手对抗。

不论是“英国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世界领导者的首要资质并不是GNP总量第一，也不是“船坚炮利”，而是制度创新的领头羊、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我们要的是“世界的中国世纪”而不是“中国的特殊价值”。历史上凡是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力量，都是讲普世价值的；只有衰败者、颓废者，才会蜷缩在特殊价值的乌龟壳里以求自保。我们讲“天下文明”，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21世纪的人类文明染上更多的中国色彩；就是要在软实力的世界竞争中，把中国几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传统和几亿大专以上人力资源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要跻身世界领导者，中国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经济危机的安全阀，成为保障世界人权的模范和建设国际民主机制的倡议者，成为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国际秩序担当者和世界警察，成为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普世价值的输出国，任重而道远。21世纪的中国应当学习20世纪的美国，厚积而薄发，三顾始出茅庐。

我们祈望，2009年能够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元年。既是“改革开放”的总结年，又是“宪政大开张”的起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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